我認識劉文哲是在1956年全國第一屆棋賽期間,那時他還是個中學生,穿著一件舊呢子黃色軍大衣,常常到先農壇各個代表隊的駐地去游串。哪個屋子有下棋的、拆棋的,他就進去指東劃西,說長道短。別看他小小年紀,他的機敏,他的局面反應之快,讓很多省市的代表大為詫異。后來知道他是名家謝小然的弟子,也就有所理解了。1965年冬,接待蘇聯(lián)國際象棋代表隊來訪,他是中國隊的成員,國家體委臨時調我去當裁判長,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,他迎戰(zhàn)蘇聯(lián)第一臺國際特級大師克羅基烏斯,他走完那步致命的必勝之著后,站起來在自己的椅子后面一站,手扶椅背看著對方,那種神態(tài),那種得意的樣子也確實讓中國人揚眉吐氣。文革后的1973年,山西已經恢復其類活動,劉文哲在北京賦閑,我把他請到山西,既當象棋又當國際象棋教練,他對教練工作是非常勤懇的,也得到很多山西棋手的歡迎。到榆次市經緯紡織廠去做象棋車輪表演,他高超的棋藝,讓那些山西老鄉(xiāng)們著實折服不已。我也向山西省委領導請示,準備請他當山西隊教練,領導也同意,但在征求劉文哲的意見時,他認為家屬都在北京,還是看看北京棋界有沒有變化再走。
1979年我和他一同前往新加坡參加亞洲國際象棋團體賽,我們倆人同住一屋,我喜歡喝茶,他每天要吃藥,所以都離不開熱水。但新加坡的賓館不提供熱水,所以我們每天都要請服務生送熱水。因為無法支付小費的尷尬場面,至今記憶猶新。到了馬來西亞,因為這里的華人象棋手都慕名要求和他進行象棋交流,他就在吉隆坡體育館下盲目棋,同時迎戰(zhàn)倆人,并取得全勝的精彩場面,真是給中國人增光添彩。
1984年初,我調北京棋院擔任負責工作,他已經以運動員代表的身份成為北京棋院的副院長之一,我們?yōu)榻ㄔO北京棋隊和準備廣東的第6屆全運會共同奮斗。1987年初,他被上調到國際象棋集訓隊,我是積極支持者之一。1988年冬,我在北京兆龍飯店舉辦“華遠杯”三棋全能大賽,他也是積極支持者和參加者之一。我們原來估計胡榮華和他最有希望奪冠,可是他在和簡懷穗一戰(zhàn)中,在戰(zhàn)略上把握不好,終于未能登上冠軍寶座,這恐怕也是它的終身遺憾。(王品璋)
1979年我和他一同前往新加坡參加亞洲國際象棋團體賽,我們倆人同住一屋,我喜歡喝茶,他每天要吃藥,所以都離不開熱水。但新加坡的賓館不提供熱水,所以我們每天都要請服務生送熱水。因為無法支付小費的尷尬場面,至今記憶猶新。到了馬來西亞,因為這里的華人象棋手都慕名要求和他進行象棋交流,他就在吉隆坡體育館下盲目棋,同時迎戰(zhàn)倆人,并取得全勝的精彩場面,真是給中國人增光添彩。
1984年初,我調北京棋院擔任負責工作,他已經以運動員代表的身份成為北京棋院的副院長之一,我們?yōu)榻ㄔO北京棋隊和準備廣東的第6屆全運會共同奮斗。1987年初,他被上調到國際象棋集訓隊,我是積極支持者之一。1988年冬,我在北京兆龍飯店舉辦“華遠杯”三棋全能大賽,他也是積極支持者和參加者之一。我們原來估計胡榮華和他最有希望奪冠,可是他在和簡懷穗一戰(zhàn)中,在戰(zhàn)略上把握不好,終于未能登上冠軍寶座,這恐怕也是它的終身遺憾。(王品璋)